《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观后感悟——伟人的魅力
剧情简介： 该片是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马少骅、萨日娜、唐国强、张嘉译、宋佳、印小天、何琳等众星加盟的四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2014年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在央视一套热播。 --------- 感悟1： 1973年邓二次复出后，毛把邓和王叫到跟前，问了一个问题：我死后中国会怎样？王说：中国人民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邓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听完邓的话，毛随后做出将全国十一个军区司令和政委进行轮换——不带兵走，只让军队首长走。 第二个段子：毛把邓和王叫到跟前，跟了他们两人一人一个鸡蛋。毛说，你们谁能将鸡蛋立起来。王树了半天还是立不起来，急的满头大汗。邓随即将鸡蛋在桌面猛地一敲，壳碎蛋立。邓曰：不破不立。民间的传说，随后邓就被毛选中了。 两个故事的真假难定，从逻辑来看第一个倒是更接近史实，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确面临这样的风险。这时候的军区司令都是上将的级别，其他的老帅被打倒，连毛最亲密的战友都倒下了，一旦山陵崩，谁能驯服这些草莽英雄，缺乏统一的权威，加上多年经营，有枪有炮，邓提到的情况完全是现实的。事实上，毛也在这一个时间段进行军区将领的轮换，这些军区首长可以走，但是部队留下，连毛最信任的将领和最忠于毛的铁杆许世友将军被从南京军区调到了广州军区，这是1973年。 说上面的史实或者故事是为了说明一个叫做眼光的词语。就是能够看到问题的角度和发展的结果。邓能够看到毛后的国家局势，所以在毛在世的时候不反毛，维持党内统一（文革后期一些老革命对文革是怀疑的），即使毛去世后，为了维持中央和国家的团结，他屈居华之下，甚至到后面他在职位上一直为副，副总理，副主席，副军委主席，无论是周，还是华，还是胡赵等，他没有担任过党政的正职。因为，一旦党内的分裂、分歧公开于世，那么党和国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他宁可屈居其下。这是一种高风亮节，不追求名的大小和好坏，只求能够把事情做成，比如他一直强调的离20世纪末不远了，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是一个将主要的精力倾注于国家的人，而自身的职位高低则放置于次要的位置，他想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前途，而不是个人的得失，从他那个年纪来看1977年他73岁，他可以安享晚年含饴弄孙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风格称为胸怀。 当然，本篇写邓不是为了说他眼光远大和胸怀的宽广，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任何人都能够切切实实学到得到三个方面，当然，只要我们努力去争取。 其一就是建立在长远眼光之下和宽广胸怀之下的坚定。1930年代前后，毛成功开辟了根据地，邓百色起义失败之后没有搞成根据地，但是看到毛的成功，到了井冈山很是钦佩，所以无论是在中央对毛怎么严厉批判之下，邓一直坚持毛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毛的正确。毛被打倒，邓从瑞金县委书记以及兼任其他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当时中央苏区没有几个县委书记，他却兼任三个县委书记，一直被打成平民；邓的第一任妻子此前因为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此时也加入到批判邓的队伍中，并与之离婚。但是邓依旧不屈。 后来李富春，他法国留学的同学让他做了一些事情，直到长征，抗日战争的129师，再到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再到主政西南，财政部长，党的总书记，再到被第二次打倒。1975年，邓全面整顿后，毛说你做个决定，承认文革是正确的就成。但是邓不同意，称：文革的时候我在江西，对党内的情况不了解，原话是“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结果毛不满意，又一次被打倒。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做一件事情，只要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是对大多数人有利，有好处，而且不违背法律和道德，那就坚持，那怕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最终还是会柳暗花明的。 邓主政以后，面临的是围追堵截。保守的认为这是违背毛的意思的，你不能这样干；激进的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欲速则不达。邓的看法是，该做的就继续去做，比如改革开放；该看的你们出去看看去；该不搭理的就不搭理。对于改革派，邓对广东安徽四川的看法是你们做你们的，万里要搞包产到户，邓说你做你的就是了，别张扬，广东搞改革开放，被一些人非议，邓还是让他们去干，赵在四川搞包产到组，邓还是让他们去干，所以后来有句话叫做想吃米找万里，想吃粮找紫阳。邓让华等到国外去看看，看完了之后觉得意识形态上的雇佣七人就是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没话说了，百闻不如一见。对于很多理论问题，邓不去争论，等时机成熟了，道理自然扭转过来了。 邓在全面整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去从理论上证明这件事是否可行，直接从实践中解决问题。这是邓治国方面制胜法宝。 还有一点方面就是底线思维。全面整顿后，毛让邓肯定文革，邓不肯，这就是底线。一旦肯定了文革，邓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作为领导人不能朝三暮四，不然没有权威性了，所以宁可丢官也不能丢人——此处的丢人非丢脸的意思，是指失去人心。这就是底线，其他的所有的都可以委曲求全，可以批判我，可以定性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底线是不能丢，这关系的是是非的问题。所有的批判和否认都是外界附加的，但是唯有底线是我自己的。因为这个底线，我才能称为这样的人；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坚守这样的底线。 文革后，邓订的标准很简单：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你不能否认党的领导，还要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除此之外，我会尽可能给你最大的自由。一直认为邓和保守派或者激进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邓最大限度地坚守党的领导和国家发展的底线，保守派则在不断压缩这样的底线，激进派则是不断突破这样的底线。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的领导是外行，但是还坚持领导内行，纯粹的瞎指挥，即使发生问题，出现失误也尽是抓不住问题的本质，甚至会倒打一耙，不从自身找问题；有的同事并明白正确的道路，或快或慢，或对或错，他们抱定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想法（因为愚蠢的人不会去想有没有更好的路），因为讲道理他们可能听不懂，争论可能越论越糊涂，赵启正说过，如果你想让一件事情做不成那就去请示去，请示的意义就在于可能是低一级的可以能是平级的也可能是上级，他们不管事情的好坏，只从自身角度出发或肯定或否定，不去看结果；有的下属可能会是各种各样的人，有不同的风格，有的属于五零后六零后，比较保守，有的是七零后相对活泼一些，但是比较正版正眼，有的属于八零后，活泼不足；有的九零后零零后，就是非主流。 我想邓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处理事情的可能，我们不一定要与之争论，只需要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就成，前提是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对我们事业的前路和周围的同事或者党和国家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是有好处的；对于另外的同事，我们只需要抱定不争论的观点，做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成，积累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反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俗话说好基友并不是一辈子，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是治理国家和企业，那就是用实践来证明是正确的；对于第三种人，那就把握好一定的底线，然后给他们自由，发挥他们做事情的积极性即可。 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想做成一件事情就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要跟别人争辩，保持自己做事情的底线，这就是这位110岁的老人给我们的今天的人的做事情的方法论。 感悟2： : 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立刻受到热议。片子全景式再现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中的中国政治历程，除了邓小平作为主角，片中出现华国锋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了官方银屏从未直接展示过的一些细节。这让很多观众感到惊喜。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 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禁区就更多一些。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识不足时，回避分歧就成了最常用的选择。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体制根源，但不全是。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化在将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个“禁区”团团围住，这些禁区通常只能在官方舆论场上得到维持，民间的实际舆论拥有众多渠道，禁区成了似有似无的东西。近年来，中国新的话语禁区明显减少，但依然有一些。老的禁区打破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维持了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大方向是积极的，《邓》这部片子是其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最重要的或许是，要尽量减少话语禁区，这已成为执政力量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用限制人们谈论敏感话题来推动社会治理，这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规性手段使用，管理者们对此都已清楚。为打破那些仍存在的话语禁区，需要一些条件。它们包括，公开谈论那些敏感事件和人物不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混乱，也不会导致尖锐的政治猜测或冲突。 此外，开放这些讨论不能消耗国家的过多注意力，更不能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然而每一个敏感话题的超越，还是需要魄力。社会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开放敏感话题形成倒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薄熙来、周永康被查处过程，舆论在事情尚有不确定性时就积极参与进来，恐怕就是合力造成的。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敏感话题的公开，都对国家稳定最终形成积极影响。这些开放逐渐积累了社会的承受力，突发事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震撼，中国“什么都发生”，人们“什么都议论”，但社会稳定在表面无序中形成了韧性。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今后要尽可能避免新话语禁区的形成。每一个新话语禁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堰塞湖”，它今天封堵得越严密，就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对于已有的话语禁区，应当看到，围绕它们的某种“堰塞湖”已经形成，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逐渐消解，实现话题开放的“软着陆”。有些可能要等更长时间，等到社会有了更多共识之后，再逐渐放开。应当说，这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考题，它不光是政府怎么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上，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和消除它们的难度，都多少是明了的。一方面我们呼唤全面的改革，包括逐渐铲除导致话语禁区存在的那些文化和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清楚，这样的改革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全社会很多其他改革的集成过程。我们尽力而为，但决不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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